自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以来，经济学 的分析方法不断地向其他学科渗透、扩张，社会学、学、，甚至地理学等多个领域都受到了来自经济学的影响。这个现象，被人们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但事实上，学科之间的交互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在经济学大举“”其他学科疆界的同时，其自身的疆界也正在受到来自其他学科的“”。例如，·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成功地把心理学植入了经济学，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从而斩获了2002年的 诺贝尔经济学;艾莉娜·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则凭借一项学的研究摘取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
既然心理学家、学家都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那么社会学家是否也有机会呢?在我看来，这种机会当然是存在的--不仅有，而且很大。事实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在研究领域上有很多交集，因此其相互渗透程度也是最大的。那么，如果真有一位社会学家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他最可能是谁呢?在我看来，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或许是最合适的人选。
作为社会网络理论的重要代表，格兰诺维特一直致力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关于“镶嵌”“强关系和弱关系”“门槛效应”的研究都对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很多问题上，他曾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发生过论战。我想，作为一名积极抵抗“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坚定斗士，以及“社会学帝国主义”的积极者，给他颁一个诺恐怕也不为过。
1943年，格兰诺维特出生于美国州的泽西市。泽西市规模并不大，但地理优越，距离美国东部多所名校的程都不远，人文良好。格兰诺维特就在这儿度过了他的童年。上大学时，他选择了离家只有一小时车程的普林斯顿大学，并以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他读到了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关于法国大的论著。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勒费弗尔选择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角度--来诠释这场大。这种分析方法彻底吸引了格兰诺维特，从此之后，他开始尝试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1965年，格兰诺维特从普林斯顿毕业，随即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方向的博士。此时，哈佛大学已经有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等一批人在从事社会网络的研究，格兰诺维特很自然地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怀特的指导下，格兰诺维特开始以“找工作”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这让他在不知不觉中侵入了经济学的传统领地。
1970年，他从哈佛毕业，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在霍普金斯任教期间，他整理了博士论文的观点，并在1973年发表了《弱关系的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文，一举奠定了其在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地位。同年，他又出版了《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发。
以上著作的出版，为格兰诺维特赢得了大名。1977年，他应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邀请加盟该校。在石溪其间，他重新思考了大学期间曾关注的、等问题，提出了“门槛模型”，并不断用这一模型来分析群体性事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格兰诺维特的雄心不断增强。为了抗衡“经济学帝国主义”，他于1985年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概念。同年，他发表了《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一文，在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不足的基础上，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重要性。此后，格兰诺维特不断把研究引向深入。例如，为了回应企业史大师钱德勒“战略决定结构”的观点，他开始从社会网络角度来研究产业结构的形成。
“镶嵌”是格兰诺维特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词最初来自于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波拉尼那里，“镶嵌”指的是经济与、教之间相互嵌入的关系。格兰诺维特借用了波拉尼的这个词，但对其意义却给出了重新解释。在他的理论里，“镶嵌”指的是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互相嵌入关系。
在传统经济学家的眼中，人是“”的。在各类经济社会活动中，人主要按照权衡利益得失行事，而不受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社会网络是不重要的。但传统社会学家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们更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其社会化过程。社会的风俗和价值观等因素通过教育等途径会逐步内化为个人的行动准则，从而影响人的具体行为。
对于这两种观点，格兰诺维特都不赞同。他把这两种观点分别冠以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之名。在他看来，尽管这两种观点在表面上分处两个极端，但却“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在前者的观点中，孤立来自于个人对利益的一味追求;在后者的观点中，孤立来自于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内化”。它们都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情境和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其分析结论也都和现实相差甚远。
针对这两种观点的问题，格兰诺维特主张，既要避免“低度社会化”的分析倾向，把人认为是孤立的原子，也要避免“过度社会化”的分析倾向，把人看成附属于社会的奴隶。而应该把人看作镶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有目的的行动个体。
“关系”(ties)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关联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同亲密程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在分析中，可以用“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以及“互惠性服务的内容”等维度来对关系的强度进行衡量。
在传统的社会学中，一般会强调强关系的作用。例如，我国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提出过“差序结构”，其本质就是强调了强关系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但格兰诺维特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了弱关系的影响。
在撰写那篇关于“找工作”的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他就开始意识到了弱关系的作用。通过大量的调查，他发现很多人能找到工作，其实主要依赖于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而其作用机制则主要是信息。一般来说，具有强关系的人，基本都处于同一群体，他们拥有的信息基本是同质的。而那些彼此关系较弱的人，则可能分处不同的群体，因此可能会拥有差异化的信息。显然，这种差异化的信息对于人们找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你从一个并不熟悉的朋友那儿听来的招聘信息很可能会彻底改变你日后的职业径。格兰诺维特把弱关系的这种作用称为弱关系的力量。
弱关系概念的提出，对于传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一概念沟通了个人和集体，从而让人们在思考个人行为时不再仅仅聚焦于个人，也不再集中于社会结构，而更多地思考人与集体之间的关联。应该说，这是十分具有性的。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人是的，其行为取决于对行动利弊的权衡。但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在很多时候，我们考虑是否进行某项活动前，并不会仔细考虑成本-收益，而只会看别人会不会这么做。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这么做，我们就会从众。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战略大师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很早就分析过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点”(Tipping Point)的概念。
我不知道格兰诺维特有没有读过谢林的作品，但他在1978年的论文《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中，确实提出了类似的分析。根据“门槛模型”，一个集体的内部结构会对集体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如果在一个集体中，大部分人都是容易被的，或者说对于从事某事件有较低的门槛，只需要有很少的人行动，他们就会行动，那么这个集体就更容易发生群体性行为。反之，如果这个集体中多数人不易，那么这个集体发生群体性行为的可能也就相应较低。而一个集体的结构，显然和集体的人群构成、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相关，因此这套理论的提出，就在这些特征和集体行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从科斯以来，经济学家们习惯于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和边界。在科斯看来，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交易成本，因此企业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的行政指令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内部的管理也存在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之间的权衡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作为科斯理论的继承者，威廉姆森细化了科斯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发展了企业理论。他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企业结构的直接因素，而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则可以作为交易成本的衡量指标--不确定性越强，交易成本越大。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和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不确定性;二是资产的专属性导致沉没成本;三是交易次数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决定了交易成本，进而决定了企业的结构。在他的《市场与层级制》(Markets and Hierchies)一书中，对于这套理论给出了详细的论述。
作为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对于经济学家的这种分析十分不满。在阅读了《市场与层级制》后，格兰诺维特对威廉姆森的理论提出了。他认为，威廉姆森的理论中同时有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错误。他指出，在威廉姆森看来，市场是低度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互竞争，没有其他关系;而在企业内部，则存在过，人们会、无条件地执行企业主的命令。针对这些错误，他给出了反驳。在格兰诺维特看来，由于企业间网络的存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行动也可能是有秩序的;而在企业内部，则同样可能出现混乱。从这个观点看，在考虑企业的结构，以及一体化行为时，就不能只采用简单的、经济的分析观点，而应该把企业间网络、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网络纳入考虑范围。不可否认，这些观点确实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们在先前不曾想到的，它们为思考企业的结构和行为提供了很多新的观点。
目前，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正在被打破。一方面，经济学者们正在走出去，用自己的理论改变着其他的学科;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理论也正在走进来，对经济学本身发生着影响。在来自其他学科的影响中，社会网络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包括马修·杰克森(Matthew Jackson)、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内的很多经济学者已经吸收了这一理论，并用这一崭新的工具对很多经济问题展开了分析。目前，社会网络的研究已经被应用到了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甚至经济增长、周期分析等各个领域。饮水思源，在我们使用这套有力的工具时，不应该忘记格兰诺维特这位坚强的社会学斗士，正是他坚定对抗“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努力，才让这一工具从社会学传到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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