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研究员的正临中国经济目前呈现弱回升的态势，并且未来潜在的增长率还较高。我想，只要是回升，不管有多弱，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希望，企业的发展就有希望，在座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有我们子女的就业就有希望，谢谢刘教授给了我们这种希望。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大家好。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自2007年举办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七届。回过头看，每届年会都围绕增长与周期这个论坛的主题，又结合当年的一个重点问题进行，这样的设计不仅使论坛始终保持一个中心的议题，保持连续性，而且从经济周期的规律来研究当前的经济问题，可以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观察和分析现实的经济问题，这样使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具有前瞻性，所提的对策具有战略性。
第一，我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规律。2012年，中国P比上一年增长7.8%，是近13年最慢的一年，在2012年第三季度降到7.4%的低点以后，第四季度回升到7.9%，国外的和市场普遍希望中国经济今年继续回升，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年4月份，公布了今年一季度中国P同步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也是自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连续四个季度速度低于8%。这就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议论的关注，MF和OECD国际机构先后调低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长预期。国外一些评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表示担忧，但是也有不少评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件好事。比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在他的文章当中认为，中国经济速度增速放缓反映出全球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正在进行长久以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构转型；俄罗斯评论认为，增速放缓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了严重问题，相反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正步入有别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新的发展阶段；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预计中国经济仍将增长7.5%，比全球五大经济体中其他经济体都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增速仍意味着增添巨大的产能和需求。事实上，中国将迎来一段增长较慢的时期，是可喜的消息，无论是对中国本身，还是对全球经济都是如此。我认为，这些评论是客观和中肯的。
事实上，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我国以来，从1979年到2012年P累计增长23.3倍，平均年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即便是如此，在这34年中间，中国经济由于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等原因，也同样经历过几次不同程度的升降起落，年均增长率并不是每年保持均速的增长率。我在论文当中写了几个周期的升降情况，在这儿就不再说了。历史事实可以证明，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只是这个波动跟前的波动具有周期较长、扩展期长达七八年，下降期较短，没有负增长这样一些特点。
2009年6月我在提交给第三届论坛，就是我们这个论坛的论文，在《危机对我国中长期增长格局的影响》这篇论文当中，我当时提出研究P潜在增长率，除了要考虑新增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两个基本要素，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从供给面决定的，这两个是基本的要素。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还要考虑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的容量以及资源的承载能力。我这篇论文提出，随着能源、资源、土地、以及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依靠低要素成本、低资源成本、低成本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必然导致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的周期性调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实际连续五年还没有过来，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像前些年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仅在危机中改变，而且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我在那篇发言中指出P增长率和P增长速度的密切关系，P总量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含的绝对量就越多，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P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综合这些因素，我国今后中长期P潜在增长率为7%到8%的判断比较符合实际。
总之，至关重要的是在适当建立增长率的同时，通过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的损害成本，这正是我国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重大变化的出所在。现在回头来看，四年前的这些判断，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对于分析当前正在经历的这次增速的放缓，也是有现实的针对性。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经济周期规律和历史经验的。从以来，我们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起落，我要讲六点。一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首先要防止大起。以来三次大起都带来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结构失衡等严重问题，第一次是在1984年增速冲到15.3%的峰顶，造成投资信贷增长过快，结构失调，通胀率上升，最终导致1989年到1990年的大落，速度降到了10.2%和10.1%。第二次1992年再一次加快速度冲到了14.1%，紧接着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CPI涨到了20%以上，进行多年的治理通货膨胀。第三次是在2003年到2005年，连续三年10%高增长之后，2006年和2007年再一次冲到了13.3%和14.6%的峰顶。这次冲刺同样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货币信贷过量投放，引起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以及结构失衡，还有就是资源的浪费、的恶化等问题。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经济大起之后必有大落，经济的振荡造成了资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一年或者几年的过高速度的增长，带来了经济和资源的代价，往往是多少年也难以解决和弥补的。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升阶段的时候，不应当急功近利，人为推高速度。明智之举就是应当采取措施削峰。1996年刘国光和刘树勤同志在发表一篇文章提出这个观点，在高涨的时候应该削峰，我觉得这样一个论断很正确，就是说应该减缓上升的速度，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二是防止大落，应该把着力点放在深化、调整优化结构上。经济增长冲到峰顶以后，由于通货膨胀和结构性矛盾的影响，随之而来的经济调整和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时候，由于刚刚经历了高速增长，各方面对经济的预期仍然是看涨，因为往往下不了决心进行调整和减速。
我举两个例子，一是1984年高速增长，为了解决1984年高速增长带来的信贷过量投放等问题，中央在1985年连续召开了4次会议，因为认识不统一，1986年经济稍微有点着陆，1987年和1989年又加快到11.5%和11.3%，终于在1989年和1990年进行力度大的调整。又如前些年，在经历六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其中2007年上冲到14.6%以后，又到国际经济危机的猛烈的冲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国经济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并且速度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当时各方面追求高速度的惯性仍然很强，对经济刺激政策的期望值过高，导致财政货币政策双放松，货币投放过量。这就使得2009年虽然保持了3%的增速，但是在2010年、2011年又反弹到10.2%和9.6%，这就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在10%左右。其实，这并不是客观的周期规律和客观的潜在增长率使它这样子，而主要是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和投资主导的结果，为了获得超过7%和8%两三个百分点的增长，不仅成本高、代价大，加剧了结构的矛盾和资源等问题，而且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政策刺激力度的减弱，速度还是要掉下来。
我这儿做了一个历史的比较，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也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货币政策并没有扩张，而且当时的国家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用于扩大制造业的产能，相反通过和调整，压缩了过剩的产能，改善了结构，与此同时，通过债转股等措施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减轻企务负担，为企业脱困和放缓金融风险创造了条件。历史经验说明，当经济下行不可避免的时候，应当利用需求增长减缓、市场竞争激烈这样一种压力加大结构和推动的力度，推动企业和整个经济转型升级，为防止经济速度过度下滑而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应当适时、适度，避免违反经济规律而人为推高速度。三是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加强农业，防止经济周期大幅波动的两个重点。四是扩大消费需求和加快发展服务业。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及防止经济周期大幅度波动的重要基础。五是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底下，为了防止经济周期大幅波动，必须防止由各个局部推动发展而导致全局性的结构严重失衡和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必须防止由于换届周期所产生的只顾短期政绩，而透支未来发展条件的做法。六是正确处理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防止周期性大幅波动的重要条件。应该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周期成因和影响的认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长远，其中一点就是深化了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周期成因和影响的认识。从国内来看，危机的冲击和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深化了我们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发展进入新阶段这样一种背景下，经济周期的复杂性的认识。
所以我认为连续五年来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周期成因和影响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一般的理论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成因从过去来说，主要是三点：一是机器大工业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机器大工业和深化大生产使生产规模具有巨大的突然的跳跃性的膨胀率和收缩率，使得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产生扩张与收缩互相交替的周期性的运动。二是市场经济是经济周期的体制原因。三是资本主义的占有和分配制度是经济周期的制度根源。我就不再分析了。
这三个原因，主要是从分析传统形态的经济周期得出的，对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周期虽然还是适用的，但又是不够的。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对当代经济周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和互相依存不断加深，对经济周期有深刻的影响。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持续大规模地向国外转移，伴随着这种转移的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贸易和投资的迅猛发展。从那个时候以来，国际价格的变动、跨国投资、国际金融流动、国际资源的转移等都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都会透过贸易和资金的两手关系影响到别的国家和别的地区，而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发生的波动，也不再局限于以单行道的方式影响到别国，而是会反过来使自己受惠或者。特别是近几十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过度转移，实体经济有一些空心化，这就导致了大量的资金进入了虚拟经济，投资套利，使得资产泡沫持续积累。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就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这个时候，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溢出效益也就转变为负面的溢出效应。二是虚拟经济高度发展对经济周期的上下波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二三十年来，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超常规发展，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的领域，本来以对冲和规避风险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由于它本身的复杂性和难以监管，结果了，成为诱发金融危机和金融衰退的导火线。从亚洲金融危机和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会看出，由于虚拟经济出了问题，而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力、力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所造成的后果。三是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失误加大了全球经济波动的幅度大大加剧，本来以熨平周期为目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了，成了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重要杠杆。比如这次美国次债危机，就是因为美国货币在2001年经济衰退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将两波基金利率同2000年的6.5%的高点连续13次下调到2003年6月到2004年6月间的1%，这就使得美国金融机构杠杆率大幅提高，使得金融机构、企业、、居民的债务大量上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财政政策的失误，长期寅吃卯粮，债台高筑所致。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又故伎重演，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地购买了美国国债，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我在论文当中，又列了好几个表，2008年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债务占P的增长，已经上升了110%。这是根据MF的数字。还有一个就是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的不断积累。根据MF对1929年以来全球14轮经济周期的研究，2008年以来这一轮周期全球经济复苏是最为缓慢的，但信贷的反弹是最快的。全球流动性导致大量套利投资资本，在全球各地乱窜，刺激全球股市和石油、粮食等大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增加实体经济的成本，特别是对新型经济体带来资产泡沫的溢出风险。一旦流动性最终收回，又将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造成冲击，很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我在论文里列了几个表，从这些可以看出，2008年到2012年，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比如美国根据五年的增长，根据MF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价格计算，美国这五年P累计净增长3.66%，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基础货币的供应链增长了2.2倍；日本经济五年累计是负增长1.26%，而日本银行负债表和基础货币五年增长40%以上；欧元区的经济同样持续低迷，但是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和基础货币的规模也将近增长1倍。央行的基础货币是高能量的货币，央行放出的基础货币会在商业银行产生数倍的乘数效应，引起信贷大规模的扩张。实际上从对比上来看，发达国家这5年的银行信贷和M2供应量增长率比央行的负债规模比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和基础货币的增长率低的多。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危机以前，杠杆率过高，危机发生以后，资金链条断裂，继续央行救助才能免予破产，所以央行放出的基础货币是被用于填补来的窟窿；二是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投资热点少，商业银行贷款行为很谨慎，有一个反差。但是，不是发达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和基础货币前所未有的扩张并不存在风险，央行放出去的高能量的基础货币，实际已经存在于金融体系当中，一旦经济回暖，仍然会产生乘数效应，成为巨大的信贷资金流，既可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能成为脱缰之马，再一次冲击世界经济。获得1974年诺贝尔的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在论文当中曾经论证了美国在1927年到1929年，当时是担心景气趋缓，为了延长繁荣期使用了货币扩张政策，他在文章里面用了货币扩张政策的词儿，虽然繁荣了延长了两年。但当后来美国无法再使用经济政策来维持消费和生产的扩张的时候，将本来相对滞缓而平缓的不景气最终演变成历史上很难忘怀的大萧条，他认为信贷突然注入经济体系，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无法维持的过度投资。为什么？因为资源会被误引到本来不会被引进的领域，而信贷增加刺激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当这种投资无法持续的时候，就会导致经济的大幅波动。他的观点是反对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我看存在着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这样一种实践。
我认为不幸的是，哈利克早已经指出的货币扩张政策的弊端，近些年一再重复出现。近几年发达国家在实行超低利率的同时，推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比如对发达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危害，不清楚；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怎样的溢出效应和产生怎样的冲击，不清楚；今后怎么退出，退出收场以后产生什么冲击，还是不清楚。上个礼拜三前三天，伯南克说了一下可能要减缓量化宽松政策，马上引起金价大幅下跌，亚洲股市猛跌，欧洲股市上升。这就说明这种政策后果是很难预料的。在上述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实际经济走势大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要关注短期问题，研究对我国外资外贸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应该研究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防范国际虚拟经济投机资本的冲击，保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拥有足够的回旋的余地，以免发生财政和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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