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美国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千人计划”入选者。
鞠建东15岁时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数学，后来在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他从美国州立大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系执教，并取得终身教职。2007年至2009年，他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常驻学者、世界银行顾问。2009年，他回到中国任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14年，他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鞠建东教授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方面，主要讲授高等国际贸易课程。他的论文曾在《美国经济学评论》、《国际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美国经济学》等国际一流学术上发表。
10年前的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是P的14%，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P的7%，经济学领域几乎没有理论能够解释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人民币汇率低估似乎“背上黑锅”。
鞠建东教授却直觉认为，这或许和贸易有某种联系。但是，经常项目顺差属于国际金融理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范畴，贸易属于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微观经济学范畴。而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理论答案，就要打通理论上长期以来“遥遥相望不相通”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过多年的痛苦和钻研，鞠建东教授终于与合作伙伴找到了连接二者的桥梁。他与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魏尚进和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施康合作撰写论文《Ontheconnectionsbetweenintra-temporalandintertemporaltrades》，用严谨的逻辑、模型和数据构建创新理论。近日，他们的这一获得了2016浦山学术研究。本周，鞠建东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与我们分享了这一研究的背后故事。
国际贸易不应该是均衡的吗？发展中的穷国为什么反而借钱给发达的富国？10年前的这场全球经济“失衡”令人不解。人民币汇率被简单和激进地视为一种解释。当时鞠建东教授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访问，他也尝试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中国金融还不发达，投资人回报低，于是产生资本外流；此外，是否还有其他解释？尤其是，经常项目顺差和贸易有没有联系？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平均经常项目顺差只有76亿美元；而加入WTO之后，经常项目顺差迅速增长了20倍达到1560亿美元。所以我们初步判断，中国加入WTO的贸易对经常项目顺差一定产生影响。”鞠建东回忆道。那么，为何中国加入WTO反而造成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增加？加入WTO是中国减关税，理论上说进口更多了，为什么反而出口更多了呢？鞠建东解释：“加入WTO后，整个生产结构迅速向出口行业倾斜，尤其集中在沿海城市劳动密集型行业。当经济集中到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时，相对来说对资本的需求降低了，这使得国内资本（储蓄）的供给大于投资需求，资本外流就出现了，反映在经常项目上就是顺差。这就说明贸易与作为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的经常项目顺差是相关联的。”
于是，研究就聚焦到了贸易与经常项目顺差上。不过，分属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范畴的这两者，如何才能连接起来？“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犹如峡谷两岸的两座高山，遥遥相见，却不相通。故事虽然说通了，但是要把它变成严谨的模型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非常痛苦。”鞠建东与魏尚进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研究在建立一些简单模型后就搁置了。
“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和二三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从前更多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现在更多学者会在一起合作。一个好的研究既需要逻辑、数据，也需要有计算机模拟，用大量数据进行。”鞠教授感慨，“17年前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会自己想很多年，甚至还会去物理系、工程系听课，想学习更多然后自己做出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会更愿意与优秀的青年学者合作。因为重要的是，要把问题研究出来。”2009年回国后，鞠建东在一次访学时遇到了施康。研究团队找到了这位研究国际金融并且擅长计算机的年轻学者，模型的建立获得了技术保障。
不过，要寻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两座大山之间的连接依然不容易，又一个难题摆在眼前。“当微观与宏观并在一起，同时允许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理论上出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与直接出口资本可以‘完全替代’。比如，一个国家既可以多出口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少流出一些资本，反过来也一样。这出现了‘多重均衡’，对理论研究产生了问题，各种组合都可以的。”团队在查询早期文献时发现，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问题就困扰着经济学家。由于寻找不到更好的答案，因此当时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通理论就被分隔开来。后来，鞠建东、施康、魏尚进团队通过引入内生的贴现因子，创造性解决了这一问题。
鞠建东等的研究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当经济波动需要调整时，谨慎决策依赖科学依据，他们的模型创新了经常项目理论，能够帮助决策者更清晰地判断不同调整方案的作用。鞠建东教授解释，当经济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时，可以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微观），也可以通过资本流出的调整（宏观），都能够发挥作用。“理论上，哪一个起到更大的作用，取决于哪一个调整更容易。如果结构调不动，那么就会有资本流出；如果资本流出，就调结构。”不过鞠建东坦言，现实的调整并不简单，他举例说，比如我国某个城市以玻璃生产为支柱产业，传统玻璃行业正进行压产能的调整。当地龙头企业成功地从传统玻璃产品转型为工艺玻璃产品，但是当申请工艺玻璃项目时，上级发改委不批，因为工艺玻璃也属于“去产能”的行业，不能上新的项目。所以资本从一个需求下降的产品转到新的产品会有各种，受到政策影响，当企业无法实现升级，生产结构就无法调整，微观没法调，宏观上就出现了资本外流。因此，鞠建东提醒，我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等微观经济学问题其实与宏观增长、资本流通、汇率贬值、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学问题不能割裂开来，将两者打通进行研究和决策才能发挥好作用。
长期以来，鞠建东一直把中国问题放到全球理论背景下研究，试图从中国问题出发，探究普遍意义的经济学问题。1990年到2014年，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25年，但从未想过要一辈子留在那里，始终希望有一天能回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称自己是“幸运的一代人”，因为“想做基本问题、世界问题，刚好基本问题、世界问题都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本身具有普遍意义、世界意义的，而中国问题恰好成为他的专业方向，国际经济学的主流。”
他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是探究全球贸易的新格局，他认为全球贸易已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在这样的下，美洲、欧洲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治理框架，而亚洲虽然已经形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或者亚洲经济结构，但还没有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治理框架，也没有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区。那么此时探寻全球治理的地区结构是很有意义的。
3年前，鞠建东怀着建设“对中国有长远、实质影响的国际经济教育和研究中心”的愿景，担当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并不夸张。中国是世界中心之一，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上财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他说，“上财是一所应用型的高校，但我们不仅要能培养有技能的财会人才，更重要是培养具有开阔视野的国际经济管理的未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院的课程安排上也体现了“全谱系”的特色，从企业内部的管理、企业外部的产业经济、产业间的国际贸易、国家间的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来构架学院学科布局，希望教师、学生对经济有全景式认识。
此外，学院给学生加了不少通识课，他更给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化思想选读》的选修课，将、、医家、佛家、兵家和思想的经典等一并呈现给学生。“这些课可能有人觉得是‘无用’的知识，但未来正需要这些内容来开阔自己的视野。”他说，“现在整个世界都是焦虑的，这不是中国独有而是时代特色，东同时失去了方向。在这样的下，学生能够有开阔视野的训练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知道中国人的家园在什么地方。”这门选修课开出后很受学生们的欢迎，200多人选修。
鞠建东教授本人也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师长，他自己的求学经历也有些“传奇”。他曾是一名“少年大学生”，15岁被南京大学录取读了数学。不过求学却并非一帆风顺，毕业后他一边工作一边考研，足足考了3次才被大学录取开始学习经济。“主要是英语成绩不好。大学英语老师是一位俄语老师转行，上英语课时我们几个小孩抓了蛐蛐放在口袋里，结果蛐蛐跑出来了，被老师发现，很不高兴地把我们训了一顿。后来学英语的热情一直起不来，结果就学不好。”他笑着说，“在美国读博的时候也差点被‘赶出去’。当时想转去哈佛、MIT等更好的学校，英文不好转不了，学习不踏实，结果资格考试挂科挂了好几次，差点失去博士资格。后来心放平了，踏实做博士论文，就做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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