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40周年，40年后，1990年代的中国所描绘的蓝图尚未实现，全球经济、和科技新变局又将“新时代”的中国置身于前所未有的由全球经济社会新机遇和全球治理新挑战所编织的新格局中，变数扑朔迷离，风险无所不在。我们当然期待中国有序推进，中国在全球的角色提升有力而稳健。多年以后，历史将证明，2018年的新时代，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的关注点从速度转向质量，但人们依旧会关注实际的增长率水平，毕竟这仍然是当前显示经济增长状况最为综合和可观察的指标。
在对中国经济“新周期”的概念充满争议的2017年，中国P增速超出了年初大部分人的预期。从经济结构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在下降，平稳的消费增长和贸易的大幅改善成为了支撑2017年P高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8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针对地产与金融行业的严监管可能进一步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这并非经济的负面因素，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资源配置可能经济未来的活力。不确定因素可能来自于贸易，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回暖将增加外需，但同样也要防范严重贸易摩擦的风险。
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已经成为掣肘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但指望这方面动大手术的人在2018年很可能会继续失望。不过，将从容易着手处启动。
十九大报告中将财税首要任务确定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其中之一正是结合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税收制度和税种属性等，构建共享税为主、专享税为辅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收入体系。
目前中央与地方形成了以共享税为主的分配局面，前三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是央地共享税种。
下一步分享比例如何调整将成为焦点。超5万亿元的第一大税种国内收入，目前暂定中央与地方实行五五分成，2018年5月满两年后分成比例会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及其影响，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另外，归属于中央的万亿级税种国内消费税是否会部分划归地方也引人关注。而地方税种也在适度增加，比如2018年即将开征的税已被归为地方税种。
这是全球竞争的必然结果，2018年中国将继续实施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供给侧结构性中降低企业成本的需要；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应对美国掀起国际竞争性减税浪潮的对策之一。
中国减税降费走在其他国家前面。2013～2016年四年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2万多亿元，2017年的减负目标是超过1万亿元。
以大规模减税为主的美国税改即将实施，这必将掀起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包括日本、英国等多国也以减税应对这一冲击，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仍将既定的税制步伐，继续实施减税降费。这包括进一步优化政策和税率，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或者增加研发加计扣除力度等降低税负水平。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也应加快推出，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税负。
除了减税外，降费更加重要。这主要包括逐步推进行政零收费，大幅减少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影响楼市的因素主要是土地供应、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长效机制主要会从这三项入手。
当前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较完善，房地产税作为保有环节重要税种，其意义更多在于完善房地产税制结构，而非平抑房价，现在赋予其身上的功能和期望过多。为加快落实税收原则，房地产税立法工作有望在2018年实现突破，并列入立法计划。
2018年，房地产市场调控将一改过去以周期性政策为主的局面，更多结构性政策将会出台。土地供应、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工具和手段，租购并举是方向和目标，通过工具之间的排列组合，来实现预定的目标，这就是长效机制的含义。
度量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最好标尺——单位劳动力成本（Unit Labor Cost, ULC）将在2018年继续下行，但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将维持基本稳定。
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是第一财经研究院为了研究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情况，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及其各子行业的竞争力动态而编制的。该指数覆盖了全球18个国家和20个细分产业。ULC的上升往往意味着名义劳动力成本支出上升的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在横向比较中，ULC越高意味着竞争力越弱。
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在金融危机后（2007～2016）出现ULC上升的主要制造业国家，其结果就是相对竞争力的大幅下降。不过从年度数据来看，中国ULC绝对值的水平在2014年出现峰值后已经开始缓慢下滑，趋势将在2018年延续，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劳动报酬增速将仍低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但这还不足以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水平。
被称为“两权”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在2018年大范围推广的可能性不大，但距离我们正越来越近。
“两权”抵押贷款可以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其试点于2015年由国务院提出。但如果要大范围推广，仍需要等待法律和其他基础工作的完善。
确认农民对土地的法律地位，才可以让“两权”抵押贷款具有法律基础。《中华人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虽历经讨论逐渐成熟，但根据全国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三审制来看，该草案最快会在2018年上半年才能审议通过，届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才具有法律依据。而按照目前的时间表，土地确权这项实现“三权分置”的具体工作，需要在2018年底之前完成。 在这些基础性工作全部完成后，农村“两权”抵押贷款才有可能推广至全国。
中央已给予了发展贸易港明确的支持，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赋予贸易试验区更大自主权，探索建设贸易港”。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在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新格局》中将“探索建设贸易港是未来对外的重要举措之一”。
2017年3月上海获批贸易港区之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纷纷要建设贸易港，其中浙江自贸试验区已经制定了初步建成贸易港区先行区的发展目标。2018年，更多的贸易港规划很可能会继上海贸易港区之后诞生。
2017年末对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供暖季开始后，恼人的雾霾并没有如往年一样如期而至，甚至连续多日出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这在过去几年的冬季是难以想象的；但坏消息是，煤炉拆了，天然气却没通上，北方多地面临无法提供冬季取暖的窘境。而这两个现象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性。
2017年是“大气十条”的收官大考之年，史上最严“停工令”全面执行，“煤改气”、“煤改电”等散煤治理措施的落实也力度空前。可以说，这些超常规的大气治理措施直接成就了今年雾霾情况相比往年的大幅改善。根据相关研究，2017年入冬后的PM2.5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各项规模空前的大气治理措施有望解决华北空气污染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困境。未来只要确保此类措施不会影响民生需求（如天然气能保供），华北的雾霾就有望在2018年跨过拐点进入好转阶段。
未来几年里，中国的植树速度将领跑全球。因为，不仅污染防治是决胜小康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打好”蓝天战的提法也升级成了“打赢”。
2018年，中史无前例地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并想尽办法让国企、民企、外企、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拿出大量资金，培育出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修复的专业化企业。为了种树的速度，还会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现实来看，中国的生态修复行业潜力巨大。目前，中国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人均的1/4；超六成地下水监测点水质为较差、极差；近20%的耕地受到污染；空气污染也较为严重。
潜力意味着增长空间。在未来的种树过程中，必然会使得不少行业内的公司受益。机构预计，A股生态修复板块的一些上市公司2018年增长大概率超过50%。
中国版“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 千呼万唤后终于在2017年落地，虽然比不少G20国家晚了若干年，但恰当的人事安排将彻底改变中国金融监管版图，从最高层面到部委层面割裂乃至南辕北辙的局面有望被彻底改变。
金融危机之后，以货币政策为主要工具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加上互联网金融崛起，将金融市场快速联通，一方面，大量资金进入金融体系空转，监管套利导致影子银行快速膨胀；另一方面，多种金融业态杂糅，乱象丛生，监管真空时时出现。风险涌动之下，不同监管部门之间意见难以统一，更高层面的决策机制也被波及。尤其是2015年那场股市的剧烈波动，让决策者意识到金融监管体制迫在眉睫。
国务院金稳会正式落地后，协调监管的“第一枪”打在百亿规模的资管行业，彻底打破监管壁垒，2018年大戏正在上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