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整体增长态势，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带动消费者信心上升，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同时，物价走势较为温和，涨幅不及预期，缓解了市场对通胀走强的担忧，也延缓了发达国家收缩货币政策的步伐。但是，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和新兴市场经济动荡加剧，造成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有所分化，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出现边际性减弱。
2017年世界经济呈现同步复苏迹象，主要经济体均加速增长，特别是欧洲经济表现突出。今年以来，虽然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各经济体表现却有所分化。一季度，美国P环比折年率增长2.3%，优于近年来的同期水平，而欧元区的P增速却从去年第四季度的2.7%降至1.7%，英国一季度P增速也从去年四季度的1.7%降至0.4%，创2012年二季度以来最低水平，日本更是出现九个季度以来首次负增长，一季度P下滑0.6%。在一些发达国家增长减速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增长更显乏力，今年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PMI普遍维持在53以上，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仅略高于50的荣枯分界线，特别是近期阿根廷、土耳其等国货币急速贬值、实际利率大涨，经济动荡加剧，前景堪忧。
2017年全球贸易量增速为4.7%，高于预测值的3.6%。2018年一季度，世贸组织（WTO）发布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为102.3，高于2017年四季度的102.2，且高于100的长期趋势水平。从构成WTOI的分项指标看，出口订单指数达102.8，为2011年以来最高，反映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集装箱吞吐量指数和国际航空货运量指数分别为104.3和103.2，均高于趋势水平，说明国际货物运输较为活跃；但汽车生产和销售指数、农业原材料贸易指数、电子元器件贸易指数表现较为疲弱，显示出目前消费者信心略有减弱。
经济复苏带来大商品需求上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在今年长期保持在1100点上方，相较2017年大幅上涨。尽管BDI于4月初曾一度跌破1000点，但随后形成V型快速反转，目前仍保持上升势头。市场分析认为，随着工业消费品需求逐渐旺盛，铁矿石运价回升，带动整体运价指数上行，预计二季度BDI仍将上升。从海运情况看，大商品贸易状况改善，预计将带动资源出口国外贸回升。
在经济复苏的刺激和失业率连创新低的带动下，美国消费市场扩张，带动进口增长。前三个月美国进口分别增长7.3%、10.9%、9.0%，出口分别增长5.2%、7.4%、10.9%，贸易逆差再度扩大。但从日本、韩国和等主要制成品出口大国的外贸统计数据来看，2018年2月后出口增速明显下降。1-3月，日本出口增速分别为12.3%、1.8%和2.1%；韩国出口增速分别为22.3%、3.3%和6.0%；出口增速分别为8.6%、2.4%和-1.8%。
目前，资源出口国外贸形势依然较好。2018年一季度，巴西货物出口543.67亿美元、增长7.8%，进口404.18亿美元、增长12.1%；俄罗斯货物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1.3%，20.8%和17.8%，进口同比分别增长20.4%，22.8%和15.2%，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巴西、俄罗斯等国外贸增长均与油价上涨有密切关系。
今年以来，发达国家失业率持续下降。截至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比去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日本季调失业率为2.5%，与前两个月持平，比去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截至3月份，欧盟28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分别为7.1%和8.5%，同比下降0.8个和0.9个百分点，分别创2008年9月和12月以来的新低。就业水平的提高提振了消费者信心，2018年3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高达101.4，创美国十四年来新高，显示消费市场仍将保持兴旺。今年前四个月美国零售总额同比涨幅在4%—5%之间，前三个月日本商业销售总额同比涨幅保持在2.7%—5.3%之间，欧盟零售指数同比涨幅在1.8%—2%之间。
不过，在就业形势乐观的情况下，仍需注意潜在问题。美国目前创历史新低的失业率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意味着企业存在提薪压力，并可能传导至通胀。如果低失业率长期维持，高通胀情况下的资产泡沫可能酝酿下一次危机。日本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规模或逐步缩减。尽管截至4月日本大学生就业率达98%，创历史新高，但就业人口略有缩水，季调后从3月的6867万人降至6862万人，未来少子化、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大。欧盟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均，包括德、法在内的一些国家招工难度增加，另一些国家失业率仍然高企，可能会影响欧盟经济及社会稳定。
今年以来，整体上全球物价温和上涨。1-4月份，美国CPI同比涨幅在2.1%—2.4%之间，欧元区在1.1%—1.3%之间，日本在1.1%—1.5%之间。除了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少数国家之外，新兴市场国家物价总体上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俄罗斯保持在2.2%—2.4%之间，巴西保持在2.7%—3%之间，都处于新世纪以来最低水平。不过，4月以来，受叙利亚地缘冲突的影响，大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快速上涨，提升了通胀预期。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对较低，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上升趋势。今年前两个月，美国2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6.4%和6.8%，房价的上涨直接带动了房租价格上涨，房价虽然不计入CPI，但房租价格则不然，房价的上涨也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通货膨胀。另一个可能加速CPI上涨的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目前美日欧劳动力市场均高度景气，带动时薪上涨，预计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将逐步传递到终端物价水平上。因此，全球物价具有进一步小幅上升的可能。
如果以波动率指数（VIX）为标准衡量，2017年的国际金融市场处于超级“冷静期”，反映出全球经济整体风险较低。但进入2018年后，金融市场波动率急速上升，反映出股市、债市、汇市以及新兴市场风险全面上升，也反映出宏观经济运行下行风险有所加大。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主要风险包括以下几点：
自2009年因次贷危机冲击跌至低点后，美国股市至今已持续8年上涨，当前道琼斯指数比危机后的最低点上涨超过290%，以科技公司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更是上涨了390%，股价上涨导致美国股市的风险也在不断积累。今年以来，美国主要股指波动加大，而且估值已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根据彭博数据，道琼斯指数总市盈率已经达到20.4倍左右，高于1975年以来16.8倍的均值。同时，目前美国房屋价格也已达到次贷危机前的水平，今年2月美国标准普尔/CS 2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升至206.67，超过2006年7月创下的206.52的最高纪录。随着美国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及通胀上升，可能刺激美国资产价格加速上涨，进而步入“非繁荣”的泡沫化阶段。
2017年至今年3月份，美元指数相对低迷，但4月份之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3%的心理节点，加之欧洲经济数据较差，造成投资者对美元汇率预期发生逆转，美元出现快速升值。这一趋势对新兴市场融资造成较大冲击，导致部分新兴市场出现货币贬值、通胀压力加大、股市下跌等情况。4月份以来，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阿根廷比索和巴西雷亚尔接连发生抛售现象，尤其是阿根廷比索，5月14日遭受重创，一天内暴跌了6.75%，自年初以来对美元累计贬值35%。此前，阿根廷央行连续三次加息，将基准利率提高到40%，以期支撑住持续贬值的本国货币。
上述现象引发了市场对于国际资本撤出新兴市场的担忧和不安，担心新兴市场再度出现2015年和2016年美元升值后的大规模资本外流现象。毋庸置疑，少数自身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新兴市场国家确实面临较大风险。以阿根廷为例，经济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性强，同时对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不够，未来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对其经济造成进一步困扰。但也应看到，当前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美联储升息会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但近期内不会造成严重冲击。
自3月以来，特朗普连续推出针对于钢铁和铝产品征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贸易战风险成为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风险。从全球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多方博弈，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已经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化，5月中旬中美贸易谈判达成框架性协议，使得短期内一些贸易摩擦问题可能有所缓和。但由于中美联合声明并未解决中美基本分歧，贸易战风险依然存在。
今年二季度全球贸易的增长水平仍将受贸易紧张形势的影响，需要受到特别关注。贸易主义的抬头令出口国承压，2月出口意外大降，日本和韩国新出口订单数据疲软，我国在3月也出现13个月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一季度我国和欧元区仍保持较大贸易顺差，我国为200-350亿美元之间（3月出现50亿美元逆差），欧元区保持在30-160亿美元之间，而美国继续维持较大逆差（约500-600亿美元之间），这可能引发美国为调整贸易失衡状态继续采用贸易主义手段。因此，二季度的全球贸易增长水平仍需考虑出现更为紧张的贸易摩擦的情况。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中美贸易战可能愈演愈烈，并有从小规模摩擦向全面爆发的可能，这将会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等主要出口产业造成多次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不可低估美国调整全球竞争战略、实施从“全球化”战略向“反全球化”战略转变的力度，也不可低估其遏制中国崛起、降低中国对其的决心。同时，从博弈形势来说，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将成为中美之间贸易博弈的主要场合，美国将会对贸易规则提出质疑并提出修改，中国也应把握好贸易规则修订的主动权并建立联盟。
2017年的地缘风险虽然未对风险类资产产生过大影响，这是因为特朗普总统以异于往常的强势政策令美国包括股市在内的投资市场处于极强抗风险的时期，但在2018年，一些突发的地缘性风险仍可能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叙利亚战火仍在进行，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计划对伊朗开展最严厉的制裁，将重新收紧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三大石油生产国的石油运输，可能造成市场上原油供应大量减少，在之前的制裁体制下伊朗每天减少大约100万桶，在新的制裁体制下减产数量将会增加。而且该举措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区域紧张局势，目前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已开始紧张，中东地区的战火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前国际市场油价不断攀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风险溢价的提高。
2018年上半年，从实体经济运行看，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和新兴市场经济动荡加剧造成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有所分化，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出现边际性减弱；从主要风险因素看，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债市牛熊转换、股市波动率上升、美元指数上升、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等一系列现象表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上升。总的看来，2017年以来出现的世界经济整体好转趋势仍未中断，我国外部经济尚未恶化，但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其中，第一大风险是中美贸易争端的高度不确定性，其他可能产生较大冲击的风险因素包括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危机、美联储加息对我国的溢出影响加重以及突发性地缘冲突等。面对风险因素增多的现象，我国一方面应当积极应对，处理好中美贸易摩擦，防止对外经济交往出现较大波折，另一方面应当关注汇率、利率稳定，通过保持宏观政策的灵活性，确保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一）加速推进供给侧，提高国内有效供给能力。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出我国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方面的短板和不足，未来应加大财政资助相关企业研发项目的力度，进一步提升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的产品国际竞争力，降低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对美依赖。加速推进“中国制造2025”，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加快向科技强国的转变。
（二）以“一带一”建设为契机，推动出口多元化。紧抓“一带一”建设机遇，鼓励引导企业在开拓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产业全球运筹和经营能力，通过“三角贸易模式”降低中美贸易战对我国商品出口的阻力。在对外投资多元化和贸易结构优化的同时，提高出口产品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占比，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扩大，主动化解中美贸易争端。当前美对我的集中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产业政策和贸易赤字等几个方面，未来应积极配合供给侧总体部署，加快扩大对外和降低关税，适度扩大进口，并妥善处理国家在知识产权、转让技术、产业政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切，争取早日妥善解决中美贸易争端，降低外部不确定性。
（四）强化监管，防范金融领域风险。目前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攀升，我国需要高度重视国内防风险，加强对银行不良资产、互联网金融产品、虚拟货币等金融领域的监管，有效化解国内金融风险隐患。今年上半年，企违约现象值得高度，应加强对企的风险排查，对已经违约的案例妥善处置，对后续潜在风险做好研判，谨防企业资金链断裂。
（五）重视人民币稳定，避免汇率风险。2018年4月份后，在美联储加息的大背景下，美元汇率急速上升，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货币受到剧烈冲击，人民币汇率也出现被动贬值，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从4月17日的6.28急速降至5月30日的6.42，在一个半月内贬值2.2%。当前应关注美元走强对新兴市场的冲击是否会通过风险传染渠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尤其应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影响外贸和资本流动。
（六）维持中性货币政策，无需紧随美联储升息步伐。美联储3月已加息一次，预计年内还将加息2-3次。美国加息会通过汇率机制其他央行被动跟随，预计英国、等央行在年内也可能进入升息周期。基于国际货币政策的变化和国内去杠杆的需要，今年人民银行已经分别小幅上调SLF和MLF利率5个基点。但由于内地利率市场不像港币那样与美元利率相互对应，所以考虑到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利率政策应立足国内实际情况，不必紧随美联储升息步伐。
（七）加快减税降费进程，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当前，实体企务负担较重，且融资成本上升，民间投资活力不足，而特朗普对我发动贸易战会进一步加重企业经营困难。因此，应加快减税降费进程，尽快落实税率三档并两档等措施，切实降低企业负担。此次美对我商品加征关税，电子、机械设备和汽车等行业受冲击较大，有必要对这些行业采取帮扶措施。
（本文刊于《经济预测分析》2018年第19 期，作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张鹏 赵硕刚 程伟力 王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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