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已有共识：工业制造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发展升级的“国之重器”。但凡工业发达的国家，没有不把制造业放在国策中第一重要的。
“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首先必须生产得好。”美国作家沃麦克在其畅销书《改变世界的机器》中一语道破了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其的内涵相当深刻。
尤其在当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贸易摩擦此起彼伏。虽然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以中美两国双边经贸磋商达成“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而告一段落，但是应该记住：中兴通讯事件说明中国制造业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关口，掌握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生产出世界一流品质产品与提升民族品牌价值，应成为中国制造的价值取向。
毋庸讳言，借东风和全球化机遇，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P）由1978年的3679亿元迅速跃升至2017年的827122亿元，经济规模扩大了225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值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位，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一些产品甚至出现大量过剩；有几十种产品的出口占到全世界出口总量的70%以上。这些产品大到飞机，小到螺丝。
但是中国制造业被诟病为“大而不强”，尤其是核心基础零配件、生产设备等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中国工厂并没有掌握制造的核心材料、设备以及工艺，它们仍然停留在组装加工阶段，缺乏原创技术、缺乏创新。因此，铸造“国之重器”，为中国发展“强筋壮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4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621.5亿元增长到2017年279997亿元；制造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195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242707亿元，婚外沉沦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也是维系中国发展的命脉产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为29.34%。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75187.1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66511.1亿元，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88.46%。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制造业总产出在2005年超越了，随后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国。截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达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从8.5%提高到了30.9%。
尽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在逐步加大，但是仍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有一定的差距。这一方面显示中国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且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制造业仍有相当长的要走，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向中高端发展的提升空间。比如在集成电领域，2017年中国自主设计芯片仅仅占到全球份额的7.78%；在产业规模最大的汽车工业领域，2017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仅占全球份额的14%左右；在事关国土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机械领域，2017年中国九大工程机械公司全球份额占比仅为13.9%，尚不及美国卡特彼勒一家。不管是7.78%、14%，还是13.9%，都显著低于30.9%。这说明中国制造业仍处在国际分工的中低端，大而不强等问题突出，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任务紧迫。
近日，有研究显示，过去20年，在国内市场，中国制造的重心逐渐从中上游转向中下游，从工业类制造转向消费类制造。而在全球市场，中国制造也表现出大而全的特点，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中国制造行业有5个，超过20%的有22个。归结起来，有如下特点：一是中国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需求巨大，与基建地产相关的制造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都在30%以上，比如钢铁、建材、建筑机械、重卡；二是中国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制造业，其实都有些技术含量和门槛，但是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三是占比在20%-30%之间出现了一些中高度技术密集型制造，但是还不够多；四是高度技术密集型制造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都比较低，比如汽车制造16%，半导体14%，消费电子11%，航空航天7%，电脑硬件6%，医疗设备5%，半导体设备3%；五是2014-2016年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最快的中国制造主要在电子和通信领域，比如半导体、电子制造、电子元件、消费电子。不过，客观来看，虽然中国在低端制造领域的占比已经很低，但是全球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制造业多数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中国在中高度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够高。“做大”不必然代表“做强”，规模并非是做强的本质，从做大到做强，对中国制造来说既是角色转换，也是时间问题。
制造业的发展是后中国经济空前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可以说，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没有今天中国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制造业现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归结起来，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看，中国制造业受到“双重挤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美、日、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新一轮工业发展计划，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工业互联网、的“工业4.0”、日本的工业复兴计划等，均有意借此弥补传统国际分工模式造成的本土产业空心化，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及促进国内就业。发达国家的政策方向调整，为部分企业的海外生产链条回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及市场条件。而东南亚地区国家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积极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
以美国为例，2011年，美国有1.8万亿美元的P（国内生产总值）出自制造业，占12.2%，比2009年的11.2%略微上升。而在贸易和出口方面，制造业仍然是产品出口的主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制造业产品出口平均占据了全部美国贸易的65%。2010年，有1.1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出口；2011年为1.3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实物出口总额的86%。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在128个国家中，超过70%的收入差异可以由它们在制造业产品出口上的差异来解释。从基础研究的角度看，在全国私有资金研发投入中，来自制造业的约占2/3。2009年，美国国内制造业研发投入达到1950亿美元，大约是国内私有经济研发投入的70%。国家60%的研发人员由制造业雇佣。在美国，90%的专利产生自制造业。由此可见，美国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程度。
说白了，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逐步升高，中国的人口红利带来的优势逐步消失，一方面，中国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了规避成本上升和关税壁垒纷纷在海外建厂；另一方面，一些外资企业将一些高端制造业回归本国市场。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中国制造业必须放眼全球，努力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找准定位。
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在中国亮明要完全放开制造业的态度下，外资企业却仍在撤离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外资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撤离，这样的离开带走的除了巨额投资和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再结合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分布，外资撤离还会对国内制造业的梯度发展带来阻碍和影响。就东部地区而言，外资加速从中低端制造业撤离将可能长期持续。就部地区而言，由于比较优势的下降，从东部地区撤离的外资会更多地流向东南亚地区，对国内制造业造成不利影响。
从国内层面看，中国工业化程度、制造业水平仍然偏低。初期，中国制造业以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为主，加快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外贸依存度很高，全要素生产率偏低，平均发展水平较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是受外需增长持续乏力的影响，外向型产业中低端产能过剩；二是伴随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基建需求增速减缓，以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基础原材料行业为代表的部分中低端行业产能出现过剩；三是无论是面向外需还是内需，可以满足新需求的中高端产能多有不足。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中国制造业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在资源、约束和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一些原有优势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向全要素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此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仍显薄弱。虽然2017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比重已达51.6%，但是仍然偏低，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仍然偏弱。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水平偏低，需求还不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服务业市场发展不够健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一是相关政策、法规，行业标准、规范还不健全，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缺少指导；二是人才储备不够，特别是在专业技能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储备较少。
事实上，为了了解中国实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中国经济时报》曾在2015年历时两个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采访调查，走访了部地区的八省（市），得出的结论如出一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