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笔者主张的最优产业结构观点，虽然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林毅夫的要素禀赋分工理论有相同的地方，但笔者并不是完全认同他们的要素禀赋分工理论的。斯密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来进行分工并进行市场交换(所谓的绝对优势分工理论)，李嘉图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并进行交换(所谓的比较优势分工理论)。特对此类理论已经做过：这样的理论是世界经济学，不是国家经济学。[7]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应采用干预的手段来强化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与发达国家交换高科技及其产品。[8]我们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而且是立足于中国利益的国家经济学。
需要补充的是，斯密、李嘉图和林毅夫的要素分工理论都只关注分工带来的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不关心这样分工后财富分配的结果，其本质上是站在发达国家利益立场的帝国主义经济学(这样的理论在我国时下就表现为“做大蛋糕论”、片面的工业化理论)。这可以从人口占多数的群体和人口大国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不利处境来说明。
在我国期间，农民在国内分工中的“脚手架”角色、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脚手架”角色，使得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之所以如此，除了纷繁复杂的其他各种原因外，农民占国内人口的大多数、中国人口众多(发达国家人口少)也是难以回避的重要原因。因为市场经济遵循的是物以稀为贵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只要你人口多(对应的买家少)，那你生产的产品的相对稀缺程度就不会高；只要你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谈判低下，你就只有被剥削、为别人创造利润的份了；只要你需要货币来作为交易媒介，那你就不能摆脱货币发行者的。⑥这也就是我国以来所推行的“农业产业化”对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效果不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市场化下呈现鸿沟的原因，这同样也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窝蜂地大搞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但并没有让他们成功地成为发达国家、重现列强过去辉煌的原因。
明白了这个道理，下述现象就不奇怪了：在我国国内，农民是生产“什么”，“什么”就过剩、就不值钱；在国际上，中国是生产“什么”，“什么”就多、就不值钱，而买“什么”，“什么”价格就飙升。这与中国农民所的“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所蕴含的道理是一样的(市场机制遵循的“物以稀为贵”“弱肉强食”的逻辑)。所以，《管子》云：“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9]
尤其是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将交换分割为“买”和“卖”两个环节后，也就是在商品货币关系中(即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口占多数的群体和人口大国“为别人做嫁衣”的处境就难以改变。要改变或者避免这样处境，只有采用行政、提高组织计划程度等手段，来弱化商品货币关系的不利影响和改变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不利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确定最优产业结构时，除了考虑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外，还需考虑采用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方式(市场手段、或二者兼用)以及相应的国家上层建筑保障，来实现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提升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主权；而不是“我适合生产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并按照市场机制来交换”。“和为贵”的哲学理论在这里表现出“平等”与“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对于人口比例大的群体和人口众多国家而言，虽然不适合生产某个产品(或者说生产成本较高)，但是我们还有剩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福利也是要生产的；尤其是当我们比较穷、抵御风险能力较小、对别人(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又比较小时，更应该同志的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商品货币关系对我们的不利影响。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就是所谓的“自给自足”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人口众多国家在国际分工面前的“自给自足”，一个是人口比例大的群体在国内分工面前的“自给自足”模式。但这并不是要所有的产业都采用“自给自足”模式。
我国以来推崇的“三化”发展战略，将我国经济带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生产的财富不断通过出口往外国输送、外国的货币不断向国内输送、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通货高速膨胀，国内房地产泡沫、农村空壳化与农业衰退、债务危机隐患和金融危机隐患凸显、社会结构两极分化、资源日趋匮乏、从国际上获取资源越来越招致国际反感和抵制。我们应该抛弃那早已臭名昭著的披着各种外衣的重商主义，反思多年来国家向我们(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输送的各种“发展经济学”了。
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确定发展战略以及产业结构发展目标，柳晋阳不能脱离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也不能脱离我们所面临的生产技术条件(包括国际市场条件)，而且要区分基础性产业、公益性产业、常规性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区分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势产业和弱势产业，并相应采取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财富生产、分配机制，以及相应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②“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这个词汇从字面上并不能直接表示出它想表达的含义，而且与它在含义上相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不匹配，所以，作者用“自给型工业化”来代替该词汇，以便于交流。
③国、贾舒宁：“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科学性”，载于《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1-36页。
④就低定价机制，详见国《新经济学原理(微观)——综合、反思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⑤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是指一个“低效率”的农业与“高效率”的工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结构。在刘易斯的眼里，效率实指利润率。
[2]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42-344.
[4][5]杨培雷.当代经济学流派[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481-482.
[6]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上卷)[M].曾启贤，万典武，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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