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对策建言

　　■陈彦斌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一临周期性放缓与趋势性放缓相叠加的局面，但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有所不足，而周期性放缓的持续会加剧趋势性放缓的幅度，从而加大增长失速风险。目前较为脆弱的经济与社会架构将难以承受经济失速风险，因此，宏观政策要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层面予以积极应对。短期内，要将货币政策的定位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并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以降低负向产出缺口；中期内，注重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和全面减税，从需求和供给两端促进经济平衡增长；长期内，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来红利，以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对于当前宏观形势的研判

　　1.负向产出缺口与负P平减指数表明当前宏观经济已面临周期性放缓与趋势性放缓相叠加的局面。2012-2014年均潜在经济增速比2009-2011年降低了1.5个百分点，但却明显不及P增速2.2%的降幅。2012-2014年潜在经济增速平均仍能达到9.3%左右，而P增速仅为7.6%。如果2015年P增速为7%的话，产出缺口将继续处在-1.8%左右。而若进一步剔除今年上半年金融业17.4%的非常态增长，经济增速其实仅为6%左右，由此周期性放缓特征越发明显。经济总需求不足近年来突出表现为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增速的显著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1年为23.8%，到2014年仅为15.7%，2015年1-8月更下滑至10.9%。出口增速则由2011年的20.3%下降至2014年的4.9%，2015年1-8月更仅为-1.6%。而以P平减指数为代表的价格水平持续回落更加印证了目前经济总需求不足的局面。2012年以来，P平减指数持续下滑，进入2015年已经由正转负（上半年为-0.5%）。近30年来，仅有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这两大经济萧条时期出现过P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这足以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性放缓的严重程度。

　　2.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周期性放缓的力度有所不足。货币政策方面，一直在延续2011年以来的“稳健”定位。一是降息力度不足。2015年以来名义基准利率1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小于PPI的2.6个百分点的降幅，使得企业所的真实利率水平仍然在持续上升并达到了10%以上，而小微企业所面临的真实利率还要高得多。二是降准力度不足。由于利率市场化已深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市场影响力趋于下降，央行必须同时进行降息与降准操作实现货币的量价配合才能推动市场利率下行。但近两次降准更多是为金融救市和对冲外汇占款下降提供资金，并未给实体经济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以配合降息操作。三是预期管理不足。“稳健货币政策”这种模糊的政策定位导致了的预期混乱。

　　财政政策方面，虽然2015年的财政赤字率目标进一步提高到2.3%，但实际的积极程度却不如以往。以往积极财政政策落实过程中均有地方的积极配合，其依托融资平台大量举债从而加大了财政的实际支出力度，但这部分债务并不计入财政赤字。根据过去几年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速度，可以大致推算出每年这部分赤字率达到了5%-6%，因而以往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定位下的全口径财政赤字率能够达到7%-8%。但2014年“43号文”的出台加大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力度，加上部分地方官员“懒政怠政”现象的出现，地方依托融资平台举债的规模显著下降。

　　3.周期性放缓的持续会加剧趋势性放缓的幅度，从而加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失速风险。短期总需求的持续不足会通过资本存量增速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等渠道传导至供给端，有可能使得长期潜在增速呈现显著的跟随性回落。比如，由于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速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身较高的折旧率，资本存量增速将会明显放缓，进而拉低潜在增速水平。据笔者测算，如果投资增速延续当前的下滑势头，2016-2020年间中国平均潜在增速将仅在5.5%左右，明显低于目前所达成共识的7%左右潜在增速。

　　关于短中长期政策的建言

　　1.就短期而言，货币政策要由稳健转向适度宽松，财政政策要提高赤字率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定位下，央行能够加大降息降准力度，推动真实利率水平下行。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接近于零的基准利率和超低的准备金率，目前央行拥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将更好地锚定预期，从而增加投资与消费需求。据笔者团队测算，加强预期管理可以使得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近40%。

　　央行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操作。一是增加单次降息或降准的幅度。“稳健货币政策”下央行单次降息幅度都是0.25个百分点，降准幅度也多为0.5个百分点。在常规时期，这样的操作是可行的，但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央行需要加大单次降息或降准的幅度。比如，2008年美联储为应对危机直接将基准利率由1%下降至0.25%。二是增加贷款基准利率的降幅。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75%，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6%，净息差达到了2.85%。这意味着央行可以在存款利率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调贷款利率。虽然净息差的减少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但商业银行拥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以及工业企业的利润降幅在8月份已扩大至8.8%，银行业应当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以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国际经验表明，高债务背景下运用紧缩货币政策去杠杆大多会给经济带来沉重且长期的打击。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高债务与通缩共存的迹象，债务者的真实偿债负担正在不断增加，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就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据笔者测算，若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推高通胀率2个百分点，不仅将减轻约8700亿的债务负担，还会使得财政支出提高4.7%-5.7%用于“稳增长”。这在有效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降低部门的债务率水平。

　　在“积极财政政策”方面，应该扩大国债规模提高中央赤字率，以此来弥补地方举债规模下降所造成的财政支出缺口。当前财政赤字率仅为2.3%，距离3%的国际警戒线仍有一定距离。况且，3%的国际警戒线是常规时期而非危机时期的标准。此外，由于经济增速的明显下滑，局部地区如东北三省上半年财政收入下滑幅度已达到了20%，这导致地方在应对经济增速下滑方面更为捉襟见肘。因此，财政政策在提高赤字率的同时，要关注局部增速下滑较快地区，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为这些地区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

　　2.就中期而言，拉动消费与降低企业税负是政策重点。

　　消费需求方面，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保持温和回升态势。原因有三：一是部分省份的人均P水平已迈过1万美元大关。根据国际经验，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后的消费结构将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型，消费需求得到进一步。二是当前中国40-44岁人群与45-49岁人群占比最高，这一年龄段恰是消费的黄金时期。三是“互联网+流通”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激活了潜在消费需求，2015年1-8月份，实物商品网上消费增速达到了35.6%，远高于整体消费10.9%的增速。因此，应当把握好这一机遇有效推动消费需求增长。一是确保居民收入尤其中低层居民收入的平稳增长，让居民能够消费。二是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居民敢于消费。这就需要财政加大对教育、养老与医疗的补贴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三是确保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合理发展，不宜过度人为刺激。

　　企业税负方面，据测算，中国企业包括税收、各项收费及性基金等在内的整体税负达到了40%左右，明显超过OECD（经合组织）国家约25%的平均水平，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更重。现有测算结果主要考察显性税负，而中国还存在隐性税负。尤其对于民营或小微企业而言，其还要面对国企对上业垄断与对土地垄断所形成的“垄断税”。减税虽然会进一步拖累已显著下滑的财政收入增速，但过高的税负已显著了企业的经营活力，并且现在很可能已处在拉弗曲线的“右侧端”而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就长期而言，推进市场化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正是因为1978年以来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资源配置得到了明显优化，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得到了充分调动，才有了以往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新矛盾新问题时，仍然需要依靠深化市场化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当前剩下的重点领域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市场化难以一蹴而就，甚至在中短期会因对传统增长模式产生冲击而拖累经济增长。因此，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短中长期政策的协调配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