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40周年之际，回顾经济体制历程，总结经济体制宝贵经验，有助于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逐步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1949年以来，特别是40年来，党和人民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高举全面深化的大旗，将继续向纵深推进。可以说，发展了中国，成就了中国，也了中国。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我们持续推动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综合国力不断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持续向好，不但成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还形成了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面向未来，继续，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
中华人民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逐步从新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之后，逐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在南行谈话之后，中国经济体制进入快车道。
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主义取得胜利以前，中国的社会建设纲领是根据在1940年提出、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的分“两步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制定的。即在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中国各阶级联合的新主义社会”和“新主义经济”。所谓新主义经济，就是在以国有经济为基础和“资本”原则的指导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混合经济。[1]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国成立之初建立的经济体制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而是某种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基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等诸多因素的评估考量，1953年8月，过渡时期总线被正式确立为全党都必须遵循的线：“从中华人民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2] 过渡时期总线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但实际执行我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废除了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不到3年时间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因此，1955年以来，国家所有制和准国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并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1954年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其第十五条：“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这表明，新主义经济政策已经退场，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的经济体制。
1981年，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对计划与市场调节关系的理论探索。我国经济学界关于下计划与市场、商品与价值问题讨论的第一次，是在三大基本完成前后的1956—1957年。那时，整个社会经济关系正经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受到现实经济生活的挑战，在经济学者面前出现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否相容的讨论。这次讨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框框，鲜明地提出了被后来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见解。一是经济学家孙冶方1956年提出了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计划必须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二是经济学家顾准在1957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经济核算调节生产的，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三是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用市场调节的思想，认为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
对计划与市场调节关系的实践探索。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探索，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稳定。但是好景不长，“”的又让刚刚进入稳定运行的社会经济再受冲击。总的来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后来越来越，一定程度上阻碍和了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国工作重心已从转向经济建设，经济领域的取得重要突破。一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肯定“包产到户”，并强调尊重群众选择、长期不变。“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一经中央认可，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二是扶持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三是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灶吃饭”和包干制，进一步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活力。
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确立经济体制目标。1992年是中国经济体制进程中关键性的一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发表，梦见钞票一扫和思想领域的“沉闷”和“停滞”，引发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浪潮”，从而使中国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和阐述了理论，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提出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一，就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规范市场秩序、改善宏观调控等方面对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做出了具体部署。
推动重点领域。一是进行所有制。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整体推进和重点攻坚阶段。在经济领域，国有经济逐步退出工业、贸易和餐饮业等竞争性领域，私营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党的提出“必须毫不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是总结多年经验，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按照经济规律所作出的透彻、精辟的阐述，是对马克思所有制结构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二是实施财税体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财税,实行科学的收入分配体制，合理规范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同时，适当集中必要的财力，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初步构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财政体制。三是，进行金融体制。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分离，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围绕贯彻“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原则深入推进，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经济体制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了巨大的红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的决定，全会强调指出，经济体制是全面深化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
确定经济体制是全面深化的重点。习总指出：“经济体制仍然是全面深化的重点。”[3]一方面，经济体制具有牵一发而动的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以经济体制为先导，发挥其牵引作用，为全面深化创造条件、提供动力。另一方面，深化经济体制有利于全面推进。“牵住深化经济体制这个‘牛鼻子’，可以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的协调深化。”[4]当前，已经步入深水区，进入攻坚阶段，全面深化经济体制也有了明确的工作思。创造红利与共享红利相结合，把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作为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场导向与推进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在经济体制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顶层设计与发挥基层首创相结合，增强经济体制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尊重人民群众首创，进一步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
在体制机制的重点领域实现突破。习总指出：“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5]党的以来，我们聚焦体制机制重点领域打好攻坚战，不断深化所有制、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的。一是深化所有制，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毫不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毫不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深化财税体制，理顺各项财政。进一步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分层有序、互为补充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四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促进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一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另一方面，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五是深化土地、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增强的综合配套性。
以来，我们渐进式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城市国有企业、外商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管理体制、经济特区等相关制度的，逐渐明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与市场、国家与之间的关系，全面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激发了经济活力，完成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共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4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接近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增长，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中国奇迹。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案例已经写入世界历史，其独特经验和思考，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所重视的发展经验。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远瞩，带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挑战、谋求共同发展，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战略，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搭乘我国发展的“顺风车”，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并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型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在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
从经济总量看，之初的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00亿元人民币，2012年增加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40年，中国的人均P也在快速增长。1978年，人均P不足100美元，2012年达到6100美元。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在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64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短短40年间，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这样的发展奇迹，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可以说，没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中国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
从经济质量看，经济结构持续得到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不断呈现新格局。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以工农业为主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7年的7.9:40.5:51.6，[6]第二、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之前，虽然我国初步建立起配套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但科学技术无论从基础科学的研究到高科技，都与世界有着代差，有着几代产品的研发差距。我国现在基础科学研究已经与世界前沿的水平接近或持平，有的甚至领先。比如在材料学、通信、制造业等方面，已经领先于世界水平。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提高，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58.52%，大量乡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对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目前，中国已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总结成绩、发现问题、正视短板，既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也有助于我们继续深化经济体制。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特别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质量不高。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我们的短板出来很多。二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突出，城乡二元体制仍然难以，地区之间发展协调性较差，产业中高端配套能力弱。三是生态问题突出，经济发展效益不高。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唯P论”的经济管理思维和模式，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生态遭到。四是经济层次不高，经济发展结构失衡，整体处于全球经济产业链的中低端。人民币的影响力还很不够。五是发展共享不够，分配不公问题亟待解决，经济发展没有很好惠及所有人。我国基尼系数从1982年最低时不到0.25逐步上升并在1994年突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警戒线.46。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在不断做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存在“最后一公里”现象。[7]群众对住房贵、看病难、就学难等问题反应比较强烈，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尚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未脱贫。
纵观40年的进程，我们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内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特别是经济体制措施，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前行，并实现了经济连续增长的世界奇迹。40年来，我们始终把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作为经济体制的根本遵循；始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经济体制的先导；始终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各项的核心；始终把整体推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作为经济的基本方法；始终把发展稳定相统一，作为经济的基本原则。40年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大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我们又踏上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途。新时代必须要有新作为，新方位必须要有新魄力，要实现中国经济强国梦，必须继续全面深化，将经济体制推向纵深。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最大的理论,这是由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战略创新所构成的，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特别推动经济体制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指南。它蕴含发展主题的时代性，为促进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从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的宏伟目标提供理论指导。它凸显发展目的的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提高发展手段的科学性，注重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两个比较优势。它反映发展的创新性，新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径，为推动经济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提供了根本遵循。它彰显发展维度的世界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途径，促进了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是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又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有力武器，更是指导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的灯塔。
习总在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久，就特别指出要加快建设经济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要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就强在经济实力强。经济实力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显著标志，更是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经济层面上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定位，即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全面提升物质文明建设水平，把我国建成经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逻辑关系看，建成经济强国是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进而真正实现人民幸福的首要条件。根据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的测算，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2050年，我国的P将达到49.85万亿美元，届时我们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为目标，推动经济体制不断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经济体制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明确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要以公平为核心原则，依法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利益，依法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只有夯实这个基础，才能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动。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同时，着力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经济发展转到提高质量上来。一是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二是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善宏观调控，贯彻新发展，紧紧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创新思、努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三是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协同体系，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四是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等，不断创建和完善制度。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包含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坚定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新境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也是衡量经济发展和的重要标尺。习同志强调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8]在当前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关键时期，更要认识并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贯彻落实全面深化的要求，重点是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深化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创新，不断制度红利，创造经济红利，增加人民福利。只有实现发展由人民共享，经济体制才能得到人民，才是成功的典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事业和长期实践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搞好经济建设，推动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关键在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习总在2013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和完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在于统揽和切实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果断推出系列政策措强对经济运行调控的结果。特别是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的政策框架，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妥推进经济领域，引领中国在一系列发展问题上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巩固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才让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行稳致远。可以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将经济体制推向纵深的根本。
[3][4]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98，497.
[5]张高丽.《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读本[M].:人民出版社，2013：18.
[6]国家统计局9位司局长撰文解读2017年中国经济年报[N].经济日报,2018-1-19.
[作者简介]张占斌，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庆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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