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铭：证券研究始于唯物、终于；证券投资始于，落于行动，成于对客观世界的。因此，从研究至投资是一个从物到心再物的过程。
一年前大约这个季节的那个晚上，在京都假日酒店的庭院里，黄老师面试了我。时间倏忽而过，见面时的很多细节还记忆犹新。而一年多来，始终在脑海里徘徊的是那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2017年的宏观研究大争论有关。“如今看宏观经济有两派，看多派和看空派，你赞同哪一派”。当时是16年12月，而这个问题也成为贯穿17年全年的宏观大争论。
第二个问题或许需要用更多的时间一直思索下去。“你觉得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不同是什么？”。说实话，那时我并未理解黄老师问这个问题的深意。去年年中，曾写了一篇报告《做宏观要净心研究“树上的花”》，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认识。一年后的今天发现其认识还是浅了。
黄老师给我说，从哲学来看，经济学是唯物的，金融学是的。宏观更多是前者，是物法；策略更多是后者，是心法。宏观分析师的任务是看着树上的花开花落形成内心的花开花落；而策略分析师则是要根据众多宏观分析师的内心波动形成大势研判。
黄老师的策略思维体系以经济学打底，以金融学为核心，以哲学统摄，以佛道为两翼，新颖、独特。这个市场只会给“少数派”溢价。关键的是，“我”与“大众”的对立、统一，顺与逆，同与不同，要因时、因势而变。所谓“舍离我心观众人的心”，圆通不二。
之中，十年前选毕业论文选题时，博士导师帮我选了“金融加速器”这个题目。那是宏观理论研究中，经济学与金融学的融合框架。时隔九年后，再遇生命中的导师，将我对经济学、金融学的认识基于投资哲学引向了更深的层次。
经济学描摹与追寻着“可知论”下这个世界的极致状态；金融学、变通，承认不可知论，心无执念亦无断见，只问“是什么”。二者就像所说的，始于混沌，同于大道，却又和谐相处。
金融分析把经济分析从新古典、冰冷的荒原上拉到了，有了心里的律动，有了体热的温度。“人”的认知，不再只有“”的心法，而是有情感、情绪的律动与搅扰，而且它们的力量还如此强大。
黄老师去年五月在培训时讲唯识的“五位百法”—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参见《百法明门论》）。如今才觉深意。
以前觉得八大里唯识最难。2018年初，去了趟泰山。在玉皇顶的那块“万法唯识”石刻前矗立了好久。回来后，突然对唯识一下子搞通了。“经济学连接色法与心法，金融学则更多连接心法与心所法，会计学更多连接心不相应行法”。
宏观研究的“两分”也因此推进到了“三层”—从经济学，到金融学，再到新制度学。新制度学在金融分析的基础上，有了社会，文化，伦理，的浸染。在现实中，当经济这台庞大机器的主导力量—市场还是—发生改变，那我们底层的分析框架也要从经济学往上推—到金融学、到新制度学，直至学。
去年那个等待、忐忑的春节，我读完了《作为意志与的世界》，在节后第二个工作日等来了黄老师的电话。它给了我思考宏观的另外“两分”—经济学与学不同的框架。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是人；在更加现实的凯恩斯那里，是门外人；在新制度学那里，是平起平坐的兄弟。在“学”那里，成为主导者。这是处理从个体到总体的加总过程，从个人导向集体非的过程。处于两个极端的经济学、学的分析框架是不同的。
前者分析的是滋滋以求经济利益，被“意志”控制的人；而后者则以追求“意志”为主导。这样的不同，决定了决策的出发点、合成机制不同。这是我们考虑政策出台时最值得重视的一点。
周期的核心决定因素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看来是“人口”和“技术”。但当我们承认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承认金融周期。金融、经济周期实际是人对“意志”—财富—疯狂追逐的结果；历史周期是人对“”意志疯狂追逐的结果—正如那句话，“周期无非是人性的”！
凯恩斯说，要拜托时间和(信息，认知)的力量支配，我们不得不依靠。郑永年说，没有力量约束和对抗市场，会最终发生危机；同样，没有力量约束、对抗、均衡，也会最终发生危机。关键是二者发生危机的性质，形式和时间长短不一样。
在经济学的古典主义者那里，货币是商品，金融是面纱；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货币是资产。在他和他的前辈维克塞尔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打通经济学、金融学的尝试与努力。可却就此止步。
在新制度学那里，货币是一种金融。米塞斯说，货币供给的变化是，控制的银行及其恩宠的集团部分地社会中其他集团财富的一种手段。货币是对特定阶级的福利—放货币，福利来了；收货币，福利要上收。对资产价格而言，重要的是这里的时间差与结构性。
黄老师说“货币是心灵的符号”。我与你交换的只不过是对同一物不同的心灵的度量。从这个角度，货币只不过是载体和工具，央行想要扭转的也不过是人们的预期。预期的改变再作用于行为。这样认识就不会再机械地认为，货币收，福利没了，资产价格要跌。当预期扭转，收了的货币只会在“丛中笑”。再一次，我们将问题推到了那两个根本，存在和认知及其反身与互动。
从时点解到过程解，从经济到了金融，从微观到宏观的加总，从个体到集体非，从存量到流量。关键是这些“从……到……”的过程。就如凯恩斯所说我们都是要死的。从长期来看，我们最终将皈依完全市场理论。可我们活着，就要研究过程，关注过程。
过程的度量衡是“时间”。金融学分析的核心是“收益—风险”，二者都与时间有关。前者是时间轴上现金流的贴现，后者是时间之上的“不确定性”。
资产价格的核心是预期及预期对现实价格的相互作用。这是“现在与未来”的相互转换，这是“认知与存在”的相互转换。
哈里斯(1981)说，时间是货币的本质。实际上，金融的本质即是时间和信息。风险是不确定性，是信息、时间的函数。降低风险（不确定性），要么增加信息，要么拉长时间。
（1）关于拐点。在宏观研究里，关键是探寻各种各样的拐点。政策的，经济的，通胀的，流动性的……大的，中的，小的。从数学的角度讲，拐点是斜率无穷大的点。从哲学的角度讲，拐点是“质变”的点。量变无恒准，可是“质变”却不同。所以，市场会给它一个无比大的定价。因此，宏观必须定大方向。好、坏，多、空、松、紧。但是，将认知推向了最极致，法性主张“扫一切相，破一切执”。但是，大众接受不了这样的“混沌”，必须要给出答案。
（2）关于主导变量。如何看2017年与2018年的宏观阶段主导变量。2017年，经济强、金融紧是宏观交替主导变量，背后的逻辑是“经济稳定、金融稳定”是金融周期下半场反折线式的宏调双锚，A股也完美地演绎了周期、消费交替五波走的行情。
（3）关于斜率。黄老师曾用“蜜蜂的运动轨迹”对资产价格做的比方。如今看宏观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的框架何尝不是“蜜蜂、箱子和箱外的那只手”。作为宏观分析师，要研究的是蜜蜂与箱子的相对距离及其轨迹。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箱外那只手”不仅可以搅动蜜蜂的运动轨迹，已然有了重塑箱壁的巨大力量。
入职不久，黄老师就安排了我陪同凌鹏的一场演。那场演后，我把凌鹏的策略分析框架完整地读了一遍—从驱动力与信号验证到宽体策略。
印象最深的是在演中他讲了波普尔的“主义”及其名言是“理论不能被，只能被证伪”。我们不穷尽所有，将永远不知道“真”是什么。因此，不可知论、怀疑论如此让人沮丧。
我们眼中、心中的“真”只是在自己认知体系和框架下的真。宏观是对这个世界尽可能贴近的描摹。然而，看到的都是符号所呈现的现象世界。如何去掉噪音、干扰，剥洋葱式地无限接近事物最核心的本质，取决于自己的认知体系和框架。拓展、完善自己的认知框架，以期无限接近客观世界是毕生之努力。然而，这似乎又是个西西弗斯的悲剧。
当认识到“真”永远不可能被，所谓的“真”只是自己心中的“真”，阶段的“真”，部分的“真”，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的那句“事，无事；为，无为；味，无味”。以水无形，才能纳百川；以空无有，方能容。以清静行“无为”之事，方为上法—“无有入无间”。
黄老师说“唯识”的八字智慧，关键在于后半句“转识成智”。“智”是智慧，是无为法。色法、心法、心所法，都是有为法。当我们把它们再往前推，发现是“性”根的东西（禅“讲“明心见性“），是《金刚经》里所讲的“非有，非非有，是为有；非无，非非无，是为无”的般若，是所说的合天、合地、合于自然的“大道”。
万法唯识，转识成智。我渐渐懂得“般若”那最深处、最触动的力量，也让我放下了更多执念，回归“中道”。懂了这些，再反过来看宏观研究的“三层框架”就知道了哪些是一，哪些是“二、三”，哪些是纷扰的衍生；懂了这些，就渐渐明白，“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唯有生命与智慧的种子”。
当我们脱离“色法、心法、心所法”向前推进，从“唯识”到“成智”推进，发现人生没有“差不多”的均衡切点解，只有中的角点解。可是，只要你的生命，你的时间还存在，那个解就永远达不到。你就只能在过程中。
所以，从哲学的角度看，我们只有打破所有的“二分”，才能实现绝对与意志。从的角度看，我们只有彻底、纯然地心念不二，才能从生命的中。佛教我们“心不相应形法”，教我们“无为”的般若。我慢慢地在懂得几千年前，佛的苦心。
黄老师说，证券研究始于唯物、终于；证券投资始于，落于行动，成于对客观世界的。从研究至投资是一个从物到心再物的过程。
高山仰止，唯有努力取沧海之一粟，万水之一瓢，衣钵之一角。前一阵子看《无问西东》，有两段台词深有触动。
一段是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话—“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如果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那就是真实”。
另一段是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于你而言，无意义无目的，却又充满的幻想，但又有谁知，也许就在这闷热令人疲倦的正午，那个人，提着满篮奇妙的货物，过你的门前，你就会从朦胧中惊醒，走出房门，迎接命运的安排”。
前行与回望，我们将2018年的。愿每个人都能在新的一年找到属于自己的“线年元旦摄于色拉寺·拉萨